“数部鼓吹”是用来形容苏门真人的啸声的。苏门真人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发出的啸声被称为“数部鼓吹”，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的啸声如今之“呼麦”，能够由一个人同时发出两个声部的音声。但是这种联想的不足之处是，它脱离了上下文的语境，更脱离了中国声乐的历史传统。苏门真人是在山顶发出的啸声——“藉登岭就之”可证；阮籍听到苏门真人的啸声时，已经是在返回之途的半山腰——“还半岭许”可证；苏门真人的啸声自高而下会传得很远，在山谷间回荡，甚至产生“回声”的效果——“林谷传响”可证。所以，“数部鼓吹”可能仅仅是因为啸声在山间回荡，产生了多人发啸的回声效果。以上是我们从《世说新语》引文里找到的“内证”和作出的推理，足以证否“数部鼓吹”是“一种多声部的声乐艺术”的说法。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条“旁证”。较《世说新语》成书略晚一点的《南齐书》，有“两部鼓吹”的说法。《南齐书·孔稚珪传》曰：“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稚珪的庭院里，长满了杂草，他却不去修剪拔除，草里藏着几只青蛙，还时常有蛙鸣。有人问他：“你这是打算效仿陈蕃吗？”陈蕃是东汉名臣，他少年时也曾不事洒扫庭院。《后汉书·陈王列传》曰：“陈蕃，字仲举。……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孔稚珪的回答却很幽默，他说：“我这满院的杂草（藏着几只青蛙），青蛙叫起来此起彼伏，全当是听它们奏乐了，没必要去效仿陈仲举啊。”此处“两部鼓吹”，“两”不是实指，而是指“多”的意思；“鼓吹”原指军乐或仪仗乐，这里借指乐队。“两部鼓吹”，字面意思是指“数班乐队”，这是形容蛙声此起彼伏，就像是有“数班乐队”一齐乱奏，十分聒噪。这里的“两部鼓吹”是形容蛙声的缭乱和聒噪，不能解释成“一种多声部的声乐艺术”。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声乐的历史传统切入，对这一说法予以讨论。中国传统音乐里是否具备多声部的声乐，一直存在争议。音乐学者蒋一民即指出：“中国本来没有复音音乐（即使有也不成体系），当然就没有复音表现体制。”当然，自20世纪50年代起，学术界也陆续发现中国存在多声部歌曲，准确地说是多声部民歌（主要指少数民族民歌），但这只是通过考察见存活态民歌得出的结论，至于中国古代声乐史上是否存在多声部的声乐艺术，从见存史料及遗存乐谱上还不能得出必然的结论。如此看来，蒋先生的论断也并无不妥，因为他主要是通过考察中国古代音乐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就当下见存活态民歌而得出的结论。当下见存的少数民族民歌确实存在大量多声部歌曲，但这些民歌是否具有千年不变的历史传统，是否受到过西乐东渐的影响，还有待商榷。更何况，中国多声部民歌的织体结构是由一对或一组歌手同时唱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声部的民歌，并非由一个人同时唱出复音歌声。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数部鼓吹”当作何解？如果中国古代声乐史上并不存在多声部的声乐艺术，更不存在一个人同时唱出复音歌声的事实，那么，将“数部鼓吹”强解为“多声部的声乐艺术”，就属于“孤证”甚或是不正确的解释。学术研究讲究“孤证不立”，同时也讲究“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所以，若要把“数部鼓吹”解释为“多声部的声乐艺术”，就必须举出同时代的其他相同或相近的史料以为佐证。再回到“数部鼓吹”的语境上来，可以推测它的意思可能有两种：其一，与“两部鼓吹”同义，指“啸”的音声比较大而嘹亮；其二，指“啸”的音声在山谷间回响，产生多人发啸的回声效果。
顺便一及，“啸”与“呼麦”本属两种技艺。今之“呼麦”可能吸收并保留了古之“啸”的某些技法，但并不能因此即说古之“啸”就是今之“呼麦”，也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二者即为同一技艺。因为，“啸”是以“舌”作为气流成阻或除阻的主要部位和主要发声方式，而“呼麦”则为喉音艺术，它主要靠“喉”作为气流成阻或除阻的主要部位和主要发声方式，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再退一步讲，即便“数部鼓吹”可以解释为“多声部的声乐艺术”，也不能推出“啸”就是“呼麦”的观点，因为今之“呼麦”一般只能发出两个声部的音声，而不能发出数个声部的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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