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乐器组合，主要用于军事、宴饮、出行等诸多方面，这一时期也是鼓吹制度发展兴盛的阶段，也是开始制度化的成熟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鼓吹最早起源于先秦时代，汉朝时经过张骞从西域带来的胡乐加以改造，形成了中原的风格。到魏晋南北朝时，鼓吹的种类逐渐增多，在继承两汉时期的鼓吹制度和礼仪基础之上，也拓展了鼓吹的其他功能。
一、鼓吹的种类
鼓吹本身是一种乐器组合，所以按照演奏的形式和乐曲来划分，主要可以分为黄门鼓吹、骑吹、曲盖鼓吹和短箫铙歌。
据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蔡邕《礼乐志》和《旧五代史》中记载，张骞从西域将横吹技术传入到了长安城中，音乐家李延年在横吹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了新的乐曲——黄门鼓吹。
《宋史·乐志》卷十五记载，黄门鼓吹为宴飨所用，魏晋而下始有鼓吹之名，这说明当时皇帝宴请群臣时候在宴席中设置黄门鼓吹，来增强趣味性。
而骑吹在汉代时候就已经出现，它是一种出自李延年之手、跟随人和马移动的鼓吹演奏形式，是魏晋以后比较重要的演奏形式。
魏晋时期的皇帝为了奖励边关将帅的丰功战绩，一般都会赏赐骑吹。而曲盖鼓吹是比较复杂的一种鼓吹，在骑吹乐队之上再配置一位鼓吹之人，外加上一顶曲盖。
而短箫铙歌起源于先秦时代，到东汉时发展成熟，成为群臣宴饮和天子祭祀宗庙的重要演奏乐器。起初是为了向君主报捷，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不断进化，除了天子大宴群臣的助兴乐器，还是皇帝给功勋大臣和皇室贵族的赏赐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位高权重的大臣也会被赐予鼓吹或是短箫铙歌，比如西晋时期著名的将领石苞就被晋武帝赐予短箫铙歌。
二、鼓吹的用途
首先，鼓吹的第一个用途就是用于赏赐军事将领。魏晋时期，皇帝出于军事目的将鼓吹赐给边关的将领。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军礼鼓吹制度进入到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
一般南北朝的将领去世之后，皇帝都赐予一部鼓吹，这样不仅彰显了武将生前荣耀显赫的军功和地位，消除轻视武将的不良社会风气，而且丰富了军礼制度的内容，对于激励将士杀敌立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从而促进军队战斗力的提高。
比如《梁书·冯道根传》记载，南朝梁名将冯道根跟随梁武帝萧衍南征北战，去世之后，萧衍“奄至殒丧，恻怆于怀……可赠左军将军，给鼓吹一部”，并让他的儿子冯澄承袭爵位。
可见，南北朝时期的将领死后被赐予鼓吹是地位尊崇、荣耀加身的表现。又比如东晋著名的权臣司马道子在死后被追赠骠骑太尉、加羽葆鼓吹，同样也彰显了自己显赫的地位。
鼓吹乐还用于出征和行军作战之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鼓吹乐在军事中的实际应用十分广泛，可以作为军队前进的导从之乐，也可以作为战斗时鼓舞士气的号令，同时也可以作为班师回朝的凯旋之乐。
据《隋书》记载，南朝陈的鼓吹乐由十六人组成，根据不同的身份等级，具备不同数量的鼓吹。
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为了增加皇室贵族的威严和荣耀，在皇室出行的国家礼仪中普遍使用鼓吹乐，同时鼓吹乐在行军打仗之时，演奏可以振奋军心，激励将士作战。
据《资治通鉴》记载，在侯景之乱当中，王僧辩命令手下的将士演奏鼓吹乐器，士兵积极性得到提高，取得胜利。
鼓吹还用于高级宴飨仪式上。南北朝的皇帝与群臣积极创建改革鼓吹乐制度，将其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礼乐教化的工具。东晋咸康年间，太常礼乐官蔡谟向晋元帝建议改革宴飨音乐制度，将鼓吹乐纳入到宴飨音乐之中，从此鼓吹乐在高级宴会仪式上广泛使用，并取代其他的音乐成为音乐总称。
南朝时期梁武帝制定了著名的鼓吹乐悬制度、“鼓吹十二案”用于元正大会之中，对于后代的宫廷宴乐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鼓吹的职官
皇室设置鼓吹乐的相关机构和官员起源于秦汉时期。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吸取外戚和宦官专政的历史教训，禁止包括宦官在内的后宫进入权力中枢，但是仍然设置了隶属于太常的黄门鼓吹职官和乐工。
在管理方式上也大致沿袭了汉代鼓吹乐的管理方式，尤其是黄门令和黄门丞掌管曹魏的内廷鼓吹乐、黄门鼓吹乐的主要事务。
西晋太康十九年，司马炎设置了鼓吹令和鼓吹丞，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礼仪制度建设在晋武帝时期完成了基本创建，鼓吹乐进一步发展为卤薄礼仪，即在皇帝出行的銮驾之中设置有黄门鼓吹官——黄门令和黄门丞。
西晋时期的宫廷内官属于光禄勋，近代的鼓吹乐应该有鼓吹乐及黄门职官，共同负责皇帝、皇后以及其他皇室成员的出行的鼓吹礼仪。
东晋十六国时期，西晋的礼乐制度遭到了战争的摧残，因此对鼓吹职官制度进行了改革。晋元帝在位时将省太乐并入到了鼓吹乐中，出现了鼓吹乐容纳太乐、清商、鼓吹的情况。
南朝刘裕设置了鼓吹监，并严格规定鼓吹官员所用的印绶和服饰。在两晋鼓吹乐官职体系基础之上，增加了鼓吹监和其他鼓吹职官共同掌管鼓吹礼仪，不仅丰富了礼乐制度，更增加了鼓吹说的政治性。
后世的南齐梁陈各朝都沿袭了刘宋时期的鼓吹职官制度，设置鼓吹乐署，并且设置鼓吹令和鼓吹丞，相应地改变了之前鼓吹职官所配的印玺和服饰。
陈朝鼓吹乐人和两晋南朝宋的体制相仿，不同阶层的社会人员使用不同规模的鼓吹乐。陈朝上至皇帝下到黎民百姓都可以使用鼓吹制度，鼓吹制度的森严性逐渐减弱，平民化发展趋向逐渐加强。
四、鼓吹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鼓吹乐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首先归功于封建国家接纳吸收前代的鼓吹乐器制度，并注重保护传承和创新珍贵的音乐书籍。
汉代时皇室借鉴了少数民族的乐器，在鼓吹乐器中使用笳和角定制出八音乐器，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鼓吹继承。这样不仅保存了传统的鼓吹演奏方式，同时也扩大了鼓吹乐演奏的形式，推动后世新乐器的产生。
其次，音乐书籍的保存与传承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南北朝时流传的乐数共二百六十三卷，其中包括两晋流传的《琴操》、梁武帝亲自撰写的《乐论》、南梁时期的大臣撰写的《乐说》。
这些鼓吹乐曲大量创造与传播，促使南北朝鼓吹乐辞补充前代乐章的错漏，进一步完善了南北朝鼓吹乐率。
最后，乐工交流经验成为南北朝鼓吹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他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前代的乐曲，使其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乐工对鼓吹建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西汉到南朝陈代，内廷中的乐宫数量逐渐增多。
南朝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安定，乐工流失较少；北周和隋朝时处于维护礼乐统治和保障宫廷音乐的需要，保留了大量的乐工，加快了鼓吹乐的传播速度。
五、鼓吹的流变
南北朝社会普遍致力于创新曲辞，以创制者身份为标准分为国家定制和私人创作两种。
国家创制的鼓吹大多用于高级宴飨仪式等场合，南北朝时期的统治阶级根据自身统治和社会环境的条件，以及具体承袭音乐内容的需要，在汉代鼓吹乐曲的基础上，删改、补充其曲鼓吹词。
北魏皇帝仿照汉代鼓吹建立鲜卑鼓吹制度；南朝的宋、齐、陈三个朝代保留了十八首汉朝鼓吹的曲子，同时也保留曲子的名称；梁武帝萧衍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更改了在汉代鼓吹的曲名和曲辞，制造出了“鼓吹十二案”；
北齐、北周和隋朝都以本朝的历史和利益为标准，在继承南梁鼓吹准则的基础上，更改鼓吹名字以及思想主题，删减至鼓吹十二曲，并使乐曲名称和乐曲的词相互统一。
私人创作鼓吹与国家创制正相对，其目的相对于统治阶级更为复杂，一部分是为了完成统治者安排的制作任务，另一部分则是制作音乐的个人爱好所致。
不管是哪一种都改变不了鼓吹定制的最终决定权，只有统治阶级决定鼓吹乐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他们根据现实统治需要召集乐工或是私人音乐家重建鼓吹，创作鼓吹的私人只是统治阶级制作鼓吹的工具。
不过私人创作鼓吹打破了统治者在制作上的独尊地位，私人鼓吹以私人名义创制，与国家创制最大的不同在于个人需要表达不同的情感。国家创制鼓吹主要是歌颂先祖的功勋和国家的强盛；
而私人创造的鼓吹更加注重抒发文人的情感，没有过多的政治考量。宋武帝刘裕被皇帝所赏赐的鼓吹，大概率也是何承天的作品。
他所创作的鼓吹曲辞更具备文人特点，很难配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比如在《芳树篇》中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的感伤，表达方式较为温婉，因此没有被刘宋时期的宫廷所选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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